《遥远的救世主》第四部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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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亚文说：“通缉犯是四名死罪的武装暴徒，离县城只有２０分钟路程，任何一个警察都会明白，如果让这样的武装暴徒进城会对群众生命安全有多大威胁。”

    芮伟峰说：“那是小丹的事，我说的是丁元英。丁元英的话对小丹有没有影响？”

    肖亚文答道：“有。”

    芮伟峰又问：“有多大影响？”

    肖亚文回答：“很大。”

    芮伟峰说：“但他沉默了，我女儿没了，这对一个父亲已经足够了！他失去的只是一个女人，他还可以有第二个、第三个，可我失去的是女儿，不可替换，不可再生。就为这个我不能原谅他，也用不着他拿着一堆高尚再来看小丹。”

    肖亚文注视着这个眼角和唇边带着深刻的皱纹、鬓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的老人，那种掩饰不住的痛苦使他看上去显得更加憔悴、苍老。她完全能理解老人的心情，却不能赞同他的道理，于是拿出一张名片递过去，说：“您想保密，那是您的权利。如果您改主意了，请您告诉我。我想说的是，您根本不了解小丹，而您凭借的也仅仅是血缘的权利。”

    最后一句话让芮伟峰愠怒了，本来就悲痛的心情更加堵闷，顿时感觉到头重脚轻，脑子里嗡嗡作响，身上一阵阵地出冷汗。他勉强支撑着想抽支烟，可是拿打火机的手却不受控制地发抖，打了几下也没打着火，于是把打火机一扔，走了。

    肖亚文光着脚坐在台阶上捂着脸，哭了。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下来，嗓子里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似的，连哭声几乎都发不出来。她只觉得芮小丹短暂的一生就像一颗美丽的流星划过天际，划出一道凄艳绚丽的光芒，转瞬间就消失了。

    她所能够留住的，只有心里的那道凄艳的光芒。第四十三章

    １

    １９９８年８月５日下午２点，中国音响界第一例反不正当竞争诉讼案在北京正式开庭审理，法院第四审判庭国徽高悬，审判长高坐法台正中，审判员分坐两边。原告深圳乐圣音响有限公司由法人代表赵青总经理、诉讼代理阎希成、蒋汉臣律师三人出庭，被告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由董事长欧阳雪和总经理肖亚文两人出庭。

    此案由于媒体的前期炒作以及商业伦理、音响价格走势、伯爵公司高价收购、败诉既跳楼等诸多热点，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法庭旁听区座无虚席，有来自１６家新闻媒体派出的记者，有音响业内人士，有社会问题研究机构的人士，也有音响发烧友。庭审情况，北京星际有线电视台法律频道向北京地区进行现场直播。

    此时，在距离法庭１２公里之外的北京梅林宫饭店，还有一个人正独自坐在豪华套房的客厅里通过有线电视关注着庭审进展，这个人就是此案的核心人物——林雨峰。

    他坐在宽大、舒适的沙发里，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瓶冰镇的可口可乐、一包香烟和一只玻璃烟灰缸，电视里庭审的声音夹杂着房间里中央空调微弱的响声。他静静地看着电视里庭审的场面，旁听区的座无虚席和诸多新闻媒体的参与让他感到宽慰，他对诉讼结果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他所期待的是真相大白，是通过庭审把幕后的丁元英推到媒体评论的前台。法庭里惟一让他感到不舒服的是坐在被告席上的仅仅是两个２０多岁的女子，格律诗公司连个律师都没请，这其中既有人数、性别、年龄、专业的不对称，又有强弩之末与四两拨千斤的不对称，这使乐圣公司的阵容既成了两个女子的陪衬，又受到了丁元英的轻视。

    电视里，法庭调查阶段正在进行——

    原告代理人蒋汉臣律师正在发言：“被告以违反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相关规定为手段获得产品低于正常的生产成本，以伪造商品产地的方式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从产品的生产阶段就已经存在不正当竞争，那么延续到市场的也必然是不正当竞争。被告以低于成本价销售以乐圣旗舰套件为主要组件的格律诗音箱，势必会使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误以为乐圣公司的产品暴利，以至产生反感和排斥，致使乐圣将不再是最受发烧友信赖的品牌。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造成乐圣公司生产销售系统全面陷入瘫痪，严重损害了乐圣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品牌形象，必须依法承担侵害责任。”

    接着，蒋律师向法庭出示证据：

    蒋律师出示的证据里除了音箱生产厂家、音箱制造行业专家、音响行业协会、技术检测部门分别出具的２３份成本评价意见书和一份由乐圣公司计算的格律诗音箱最低成本综合评估报告，更重要的证据是原本由被告提出的证据，一份是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６日的《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一份是１９９７年３月７日的《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宗旨的决议》，还有一张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音响机架生产过程录像光盘。

    蒋律师经过审判长的准许，当庭播放了农民生产过程录像，然后发言道：“为了说明事实真相，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位表面上似乎与本案无关的重要人物，那就是格律诗公司和王庙村生产基地的总策划人丁元英。我们钦佩丁先生与格律诗公司扶贫的善举，但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种生产方式没有土地、厂房的投资，没有安全保护、环境污染和各种社会保险的成本，没有休假，没有福利，没有老人和孩子的概念……这种所谓的扶贫就是让我们的农民兄弟不惜牺牲家园和健康而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廉价出卖劳动力，以换取格律诗公司得以实施不正当竞争的本钱，无异于奴隶式的剥削、榨取，这种成本对于法制与文明的工业化生产根本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