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6章 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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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是一个很不符合中国人思维的西方国家。

    他的主要执政党,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党派,在1932年到2006年的74年的时间里,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失去执政地位。而在06年之后的10年里,社会民主党虽然略显势微,但它还是在2014年重回执政席,与社会民主党、环境党和左翼党进行组阁。

    这其中,左翼党在86年以前还叫瑞典共产党。

    所以,瑞典的高福利社会和集体主义,并不是无中生有出现的特别产物。

    在面对PCR和DNA鉴定,以及隐私权保护的问题的时候,瑞典人也比美国人要洒脱的多。

    舍伍德局长几乎没有太多的犹豫,就率先决定在斯德哥尔摩的监狱系统内,收录所有人的DNA信息。

    这样的政策,如果落在美国,必然掀起轩然大波,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执政理念,放在瑞典是妥妥的右派,但在左派执政的瑞典人看来,为了集体利益而丧失些许的隐私,却是可以接受的。

    同样用政党来举例的话,2006年的瑞典,就升起了一只新兴政党“海盗党”,他们的执政理念是——网络自由下载,废除知识产权!

    听起来是很简单而无稽的政治诉求——卖IP的公司听说了可能得吓出半碗胆汁来——然而,现实是海盗党一度扩延到了40多个国家,差点在冰岛执政。为什么冰岛会庇护斯诺登,就是因为有冰岛议会第三大党的党纲的支持。

    这样的北欧,这样的瑞典,自然是很不西方的,他们会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也就相对容易理解了。

    就此点来说,要瑞典科学家颁发诺贝尔奖给中国人,也并没有思维上的禁锢。

    尤其是在苏联日益衰落,中国与西方各国眉来眼去的80年代,让一群瑞典科学家围起来讨论国家问题的话,美国的受讨厌程度是一定高于中国的。

    而在瑞典媒体的口中,来自中国的杨锐,提出的极具集体主义的“PCR”实验室,也激起了普罗大众的兴致。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多家媒体都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

    大部分的来信,都是支持筹建“PCR”实验室的。

    舍伍德的反应极快,第一时间就邀请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几名教授,进行商讨,之后,自然而然的邀请了杨锐。

    站在酒店的穿衣镜前,杨锐深深的吸一口气,看着镜子,对后面的景语兰笑道:“终于等到这个时刻了。”

    “穿漂亮衣服吗?”景语兰星星眼的看着杨锐,开着玩笑。

    杨锐笑出了声,道:“是见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者,瑞典本土的研究员,得让他们知道一下马王爷有几只眼啊。”

    景语兰问:“诺贝尔生物学奖不是卡瑟琳医学院在评选吗?”

    “在一个城市里的高端学者,互相之间很容易就认识了,再说,诺贝尔化学奖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关系还很密切。”杨锐说着啧啧一声,道:“卡瑟琳医学院都被你记住了。”

    “也没有多难记嘛。”景语兰嗔道:“我以前在学校里,大家都夸我记性好呢。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背了五百多个单词。”

    看她的表情,就差喊“夸我夸我”了。

    杨锐就笑了起来,回身搂住景语兰的腰,问:“五百个单词怎么背得下来?”

    “有特别的背单词的方法的,五百个单词第一天只能做短时记忆,之后还要继续巩固……唔……”

    杨锐忍不住吻了上去,就让景语兰再也说不出话来。

    在阳光明媚的清晨,有晶莹的汗水,不停的滴落。

    重新穿上衣服,杨锐将揉的皱巴巴的衬衫换了件新的,再道:“我可能回来的比较晚,你自己吃饭吧,注意安全。”

    “我知道了。”景语兰浴室里冲着水,突然“哎呀”了一声。

    杨锐一惊,连忙跑过去:“怎么了?摔倒了吗?”

    “有印记了,不能穿新买的衣服了。”景语兰指着锁骨上方的吻痕,很是幽怨。

    杨锐盯着锁骨下方看了片刻,悄然关上了卫生间的门。

    “你没有新衬衫了!”景语兰惊叫一声。

    杨锐用手帮她托着沉重的负担,含混不清的道:“一会叫酒店送上来。”

    “不要……”

    “反正已经穿不上那件衣服了……”

    ……

    周英耀在酒店大堂乖乖的坐着,时不时的看看表,却不敢打电话催促。

    好容易在最后时限前看到杨锐,周英耀连忙站起来,笑容满面的道:“杨主任来了,我现在叫车过来。”

    他说着跑出前门,喊王阔将车开过来。

    王阔根本就没有把车熄火,一摆方向盘就上了坡道,稳稳的停在了门口,然后小跑着下车,把车门给拉开了。

    杨锐笑着道了谢,上了车,再道:“路也不远,我打车其实也行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来的人,应该都懂英语的。”

    “那怎么行,您一个人去多不方便,连个跑腿的都没有。”周英耀说的相当谦卑,这些天,他可是见到了杨锐的威势,PCR解决的马尔勒案,几乎让杨锐登上了所有的报刊杂志。这些瑞典媒体,或者介绍马尔勒案,或者介绍PCR,或者介绍杨锐,或者就瞎编故事,总而言之,曝光率是高的飞起,就连中国大使馆,这段时间收到的信件和电话,都是以前的好多倍。

    周英耀太知道媒体的力量了,尤其是国外媒体的力量,对于任何一名中国人来说,那都是能带来质变的辐射。

    周英耀甚至一度为杨锐而遗憾,他要是年龄再大一点的话,凭着这股子风,说不定都有资格做中国驻瑞典大使,直接正厅级起步。

    当然,周英耀知道这只是一种遐想,而且,随着他对PCR的了解增多,他也觉得,让杨锐来瑞典当大使,根本就是浪费。

    这种复杂的情绪,让周英耀面对杨锐,就像是面对领导人一样。

    “今天不知道具体情况,如果要探讨PCR实验室的建设的话,估计会回来的很晚,你们就不要等我了。”杨锐开口说话,周英耀立即聚精会神起来。

    “您放心做您的事,我们就在外面等着,多晚都行。”周英耀笑笑,又道:“现在的瑞典治安不能说太好,还是有备无患为妙。”

    杨锐迟疑了一下,点头同意了。

    从社会安宁的角度来说,1986年2月以前的瑞典,和1986年2月以后的瑞典是两个国家。

    1986年2月以前的瑞典,首相出门都是不带警卫的,帕尔梅每天上下班,或者晚饭后遛弯,身边都不要带保镖。帕尔梅与妻子去市中心里逛街、吃饭,都与平常人一样,自己开车,自己走路,并不要任何人的陪同。

    瑞典人对此也习以为常,他们认为瑞典是极安全的国家,并以之嘲讽美国。

    直到一声枪响,帕尔梅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条平静的街道上被人枪杀。

    瑞典人失落之级的描述那个瞬间:“首相被杀害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单纯的,圣洁的国家……‘田园诗般的理想国’,突然就被抛进了如此严酷的现实中去了。”

    在杨锐看来,这或许也是DNA鉴定在瑞典得到了超乎寻常的支持的原因之一。

    整个80年代,由于大量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深刻的改变着瑞典,首先改变的就是它的治安状况,大幅度提升的犯罪率,令这个只有900万人的国家焦躁不安。

    PCR实验室,不啻于一个美妙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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