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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悦,你命真好。”躺在女生宿舍的床上,吕芝抑不住的想聊天。西堡中学的实验室,给她的冲击太大了。
学校的实验室是受学校管理的,即使分配给某个老师,也有专人登记和检查,时不时的就来记录仪器设备的编号。常用的耗材和易损件每次领取都要签名,若是用的多了,或者比校内平均数多了,立刻会受到限制。除了少数领国家基金的骨灰级教授,能摆脱严格检查的很少。
至于较为昂贵的耗材,实验室都是用一次领一次的,某些东西的单位甚至是毫克。像是生物上常用而成本较高的焦性没食子酸,每次只给50毫克,也就是百分之五克,用完了再要还得被说怪话,就这还不是每个老师都能用,能用的老师也受总数限制。年纪大点的教师都不愿受这个憋屈,通常派学生去受摧残。
西堡中学的实验室,却像是杨锐的自留地似的,他想用什么就用什么,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氧化银,铂金条之类的东西,直接摆在实验桌上,任杨锐取用。
铂金条可是真的铂金做的,一克好几百块,许多人结婚都舍不得买。某些实验说消耗就消耗掉了,即使没有用掉,杨锐要是塞在口袋里编个数据,没人知道。
更昂贵的材料在靠墙的玻璃柜里不在少数,同样无人监督。
吕芝看杨锐的随意,就知道西堡中学的实验室绝对不止他说的那么简单。
如果真是西堡中学的实验室,西堡中学怎么会不派人看着?
就这乡镇的穷酸样儿,怕是有人恨不得把白大褂拿回家里去,改改给家里的孩子穿。
七八件白大褂就挂在墙上让人用,河东大学的实验室也做不到。
至于满实验桌的昂贵耗材就更离谱了,吕芝随便算一下,觉得都比西堡中学的老师们的年收入高。
实验室要是归西堡中学管理,吕芝不信没人心动。
她就心动了。
姚悦却不知在想什么,她和吕芝背靠背的睡,好半天才道:“命好什么,我平时都不来这里的,就是配合他完成实验。”
“他找你做实验,不找其他几个臭男人,不就挺说明问题的?”吕芝用女人特有的歪楼方式,将问题迅速偏向了另一边。
姚悦立刻被导偏了,声音更低,道:“他是想用学校的基础设备,让我做一些基础实验。可能看我好说话吧。”
“我也好说话的呀。”
“那你毛遂自荐好了。”
“我是真想。”吕芝咯咯一笑,道:“就怕某人不愿意。”
“谁会不愿意,你别乱点鸳鸯谱。”姚悦声音大了一些,又连忙降下来,害怕一个房间的女生听到。
吕芝却是叹口气,道:“所以说你命好啊,别人碰都碰不到的运气。”
“才没有。”
吕芝呵呵一笑,突然道:“实验室是杨锐的吧?”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这么想?”
吕芝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又道:“杨锐怕是有什么海外背景,说不定人家特有钱,就给他弄了一个实验室。”
姚悦不由回忆自己和杨锐的谈话,期间杨锐好像确实说过“我的实验室”的话,但姚悦没往心里去。仓教授也会把学校的实验室说成是自己的实验室,这种说法根本没什么判断的意义。
想不明白的情况下,姚悦本能的替杨锐辩护道:“他们家不会有海外背景的。他家里人都是乡里的干部,要是有海外背景,早被整惨了。”
改革开放以后,海外背景固然是令人羡慕的对象,可在改革开放前10年,前15年,有海外背景是相当危险的事,一个不小心,天人永隔都是有可能的。身为乡里的主要干部,若是有海外背景,下面想上位的干部,还有那些妄想着一步登天的年轻造反派,早就一拥而上了。
唯一安全的海外背景,就是在80年代以前从不联络,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再突然联络。
不过,大部分有海外背景的国人都生活在沿海地区,许多背景更是早些年亲戚逃港得来的。河东省地处内陆,如溪县这样的地方,自从前两年,人们开始疯狂的购买电器以来,每年都有某人有海外背景的传说,每年都会被证实不实,在这个年代的内陆,“海外背景”简直如同吸血鬼和狼人似的,属于都市传说。
《牧马人》和《庐山恋》卖的那么好,卖的其实也是都市传说。
吕芝是从外省考入河东的,细想一下,同意道:“没有海外背景,就是靠他自己弄到的实验室,那就太了不起了。你说,这个实验室算起来,值多少钱。”
“什么钱不钱的,俗气。”姚悦的语言带着文青时代的特有力量。
吕芝闭上眼,笑笑道:“家里是干部,有才在外国期刊上发表文章,又有一个实验室,还长的像电影演员似的,小悦,抓住机会了。”
“什么……什么机会,你再说,我不理你了。”姚悦声音都发颤了。
“我记得你跳过级,杨锐去年复读了一年,你们俩岁数估计差不多。好了,我睡觉了。”吕芝卷了卷被子,一会儿发出均匀的呼吸。
姚悦彻底睡不着了,说到底,她也就是19岁的小姑娘而已,在牵手就是大逆不道的年代里,吕芝说给她听的暗示,简直让姚悦的心都跳出来。
然而,躺在床上,姚悦却不由自主的吕芝说的话,脑海中更是浮现出杨锐的模样和声音。
翻来覆去到了凌晨,姚悦在心里狠狠骂“男人长那么好看做什么”,翻个身,终于是做梦去了。
第二天是周末。
两个女生起来的稍微晚了些,却见房间里的其他女孩子一个都不见了。
洗漱完毕,校园里已然满是朗朗的读书声。
锐学组固然学的昏天黑地,其他学生也有被带起来的,即使是周末,也有很多人不放松要求。
这也是杨锐的宣传使然,用他的话来说:高三挺直腰板做人,一辈子弯腰做驴。
若是在30年后,这句话大约不是完全正确的。社会发展了,社会平均收入高了,只要肯卖力,初中毕业送快递做泥瓦工也能月入过万,在60%的高考升学率之下,读一个三本二本,毫无骄傲之处,这种分数名词,在82年连大中专都是奢望。
但在80年代,社会可没有那么多的岗位提供。
全国最多的岗位就是做农民,全国一共10亿人,有六七亿是农民。这是中国的被统治阶级,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来说,他们是国内除了作家以外,唯一需要缴税的职业。
80年代是没有个税的,工人不用缴税,事业人和公务员也不用缴税,他们都有国家发钱,只有农民,不仅要缴税,还要缴重税,工农业剪刀差使得普通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还没有一名工人来的多。若是遇到旱涝灾害,还有更大的经济和生命风险。
简而言之,以农民作为职业,值得尊敬,却不是值得奋斗的目标。以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的历史来看,“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直到2003年,这个用血手印“大包干”的村子,人均年收入亦不过2100元,同期全国城镇职工的年均工资为14000元,北*京为24000元。
拿着别人七分之一的收入,要说能过的快乐舒心,实在需要一副太好的身板和心思了。
工人也不算太好的工作,当然,央企的工人是挺不错的,但从50年代起,央企就不是随随便便能进入的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岗位是地方企业提供的,这些工人到了90年代,开始络绎成为下岗大军的主力。
相比之下,早期的个体户的未来似乎更光明,但现状却是最惨的。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单位,就意味着要以个人的力量抵抗体制的挤兑,要熬过未来十年,还想熬出个样子,过的会比驴还辛苦。
除此以外,80年代的中国还长期保持着数千万的待业青年。
将历史从后往前看,自改革开放初期,想要未来过的好的路子很多,想要始终过的好的路子就很少了。
在高三做一年的驴,绝对是普通人做驴时间最短的选择。
姚悦和吕芝都是从高考的千军万马中闯出来的,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反而更有感触。
想想高中时的彷徨和怨怼,再看看充满希望的大学,两种心境,令她们的脚步也不由自主的慢了下来。
“你昨天看杨锐做实验,觉得他和兰老师怎么样?”姚悦在强烈的自信的催使下,忽然问好友。
兰老师是河东大学的讲师,给仓教授打下手,也是实验室里的主持人。新进实验室帮忙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兰老师调教的,由于同为女性,年龄又相差不到十岁,姚悦对她颇有佩服之感。
吕芝不回答,反问:“你究竟是看好杨锐的实验和论文,还是不看好?”
“我也不清楚。”姚悦一扭头,又问:“你呢?”
“我觉得兰老师拿不到外国公司的投资,仓教授也不一定能拿到。”
姚悦步子顿了一下,转瞬道:“不管他的实验和论文好不好,我要做到最好。”
“不光要实验做的好,化妆也要仔细点,你下巴这里没有涂匀。”吕芝突然伸手在姚悦的嫩脸上一通揉。
姚悦好不容易积攒出来的一点气势立刻消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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