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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启用了孙传庭以后，崇祯皇帝就在文华殿召见了孙传庭，向他询问平定内乱的方略。孙传庭对于天下大计从来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对皇帝是侃侃而谈。大概是因为在狱中关得久了，其实孙传庭已经很不了解天下大事已经败坏到何等地步，也不知道农民军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当初，所以他还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说：只要有五千精兵，就足以破贼。崇祯皇帝是第一次单独召见孙传庭，很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立即命他率领京营部队前去解救正在被围困的开封。但这时候的李自成却已经自解开封之围，转而攻打堰城、襄城，并消灭了汪乔年部。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一个孙传庭最合适担当陕西总督的重任了。
这时候在中原对付农民军的名义统帅是七省督师丁启睿，但此公庸碌无能，任职以来毫无作为。崇祯皇帝任用孙传庭，实在是把他当成围剿农民军的中坚人物来看待的。
而丁启睿也没有辜负崇祯皇帝的“信任”，五月，丁启睿统帅的十八万大军几乎是全军覆没。而丁启睿在狼狈逃窜时竟把督师的敕书、印、剑也全都丢失一空。崇祯皇帝是愤恨不已，下令把丁启睿逮捕下狱，杨文岳也革职候代。左良玉虽然倡逃在先，由于他兵多势大，朝廷有所顾忌，只把另一总兵杨德政作个“法头例首”，予以处斩。
而在此时。大明朝可以动用的三支部队只有吴世恭的汝宁军、左良玉的楚军和贺人龙的秦军了。
而这三支官军的状况，都是武将拥兵自重。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突出地表现为调动不灵，或者即便奉调而来，一遇劲敌就丢下督师的文臣各自逃命。尤其是这仨人都是骄横跋扈之辈，都不为朝廷所用。
贺人龙于崇祯十三年曾从四川“譟归”陕西，不肯为追剿张献忠、罗汝才部农民军卖命，后来两次随陕西总督出关都不战而溃，把朝廷的方面大员傅宗龙、汪乔年先后丢给了农民军。
左良玉在杨嗣昌督师时就不服调遣。丁启睿继任督师后对他更是一筹莫展。
至于吴世恭，那就更不用提了。
于是崇祯皇帝就知道，如果不能控制这仨人，根本就无法把农民军造反镇压下去，他遂决定分别采取措施，力图改变现状。
由于贺人龙问题更严重，崇祯皇帝就密令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将他处斩。借以杀一警百。崇祯十五年四月间，孙传庭檄调各总兵会集于西安，在筵席上突然逮捕贺人龙，宣布罪状后立即斩首示众。接着部署善后事宜，以贺人龙部兵丁分隶诸将，提升贺人龙手下的农民军叛徒、也就是曾经与李自成的前妻私奔的“小白脸”——副总兵高杰为总兵。借以稳定军心。
于是孙传庭就把贺部万余人全部收作自己的标兵。而秦军的各路将领震慑于孙传庭的威严和名望，一时都还驯顺。
于是乎，秦军也就成为了当时大明朝唯一一支有着强大战斗力，而又听从朝廷调遣的主力部队。而崇祯皇帝对孙传庭的表现也十分满意，多次降谕嘉奖。并且把一举歼灭农民军主力的梦想全都寄托在孙传庭身上。
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说透。秦军那强大的战斗力其实是大打折扣的。当年由洪承畴和孙传庭建立的强大秦军，被洪承畴带到辽东损失了一部分；因为孙传庭的入狱散失了一部分；因为郑崇俭的入狱被杀又流失了一部分，因为傅宗龙和汪乔年的战败接着损失了一部分；最后又有丁启睿这个“败家子”，到了现在，还有多少有战斗力的秦军老兵呢？可能活着的都在李自成和罗汝才的农民军那里吧！
而对于吴世恭和左良玉，明廷考虑到他们麾下兵多势重。尤其是左良玉，他麾下相当一部分都是他招抚来的农民军部队，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一哄而散，依旧变为“流寇”。因此崇祯皇帝就采取了结之以恩的办法。
怎么办？就启用对这俩人都有恩的侯询为督师。要利用侯询对这俩人的关系加以笼络。又一位“诏狱军校”出身的督师出现了。
侯询上任伊始，朝廷就让其领军以解开封之围。而侯询也上疏朝廷，对用兵方略提出了一个全盘计划。这全盘计划反正是洋洋洒洒一大篇，不详细叙述了。但奏疏的重点，也表明了侯询已经认识到：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处于劣势的大明朝已经不能主动地寻求农民军主力作战，只能扼险据守，等待时机。
因此，侯询反对廷议以援救开封作为当务之急，主张责成陕西、保定、山东、凤阳、淮徐各督、抚固守本境，他自己不是按朝廷的意旨调吴世恭部、左良玉部北上解开封之围，而是前往汝宁坐镇于吴世恭军中相机行事。
侯询还指出：当时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粮食窘绝，农民军近百万之众集中在这里，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粮食危机。到那时他再督率吴世恭部、左良玉部由豫南、湖广北上，会同陕西总督孙传庭夹攻农民军于河南。
不提此作战计划是否能顺利地实现，但起码证明了侯询的头脑很清醒，而且还很有战略眼光。所以说，一个人的私生活和私德与他的能力是毫无关系的。
不过侯恂的建议一提出，立即被崇祯皇帝所否决。他不顾实际情况，坚持首先必须力解开封之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侯询也只能无奈地南下了。
此外，崇祯皇帝还在竭力地“治理维新”。他接连召见群臣，对各方面的政务进行商讨，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对付内乱与外患需要大批精兵，就要整顿部队，操练士卒。在这个问题上，他首先想到了京营的禁军，在召集有关官员会议时提出：从京营中选拔出五万精兵，重新编营操练。
主管京营的兵部侍郎吴甡说：京营本来就应该是精兵强将，由于承平日久才出现老弱病残充斥，不堪一击的现状，与其重新立营，不如就在京营中裁汰老弱，选练精壮。他还提出了任用得力将领、对士卒进行考核选拔等具体办法。崇祯皇帝听了很高兴，同意让吴甡照此办理。
但这次训练京营的计划后来还是成了一纸空文，而且因为一件意外的天灾发生，京营的实力甚至不升反降。这也将在后文详细叙述。
而对于让崇祯皇帝头疼了十几年的财政问题，由于天下民力已竭，开源已大体无望，他只能再从截流方面想办法。他针对各地簿籍上有兵额而调用时却没有兵的情况，要求户、兵两部对各处兵丁人数进行彻底清核，以后一律按实有人数支取粮饷，以节约开支。
崇祯皇帝还要求各地将向来拖欠中央的应缴钱粮迅速结算交清，要户部拿出具体办法。但在朝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崇祯皇帝的这两个措施同样没有被执行，财政状况依然在急剧恶化。
此外，崇祯皇帝的“新政”还包括一些不太重要却也能显示少许新气象的方面。比如：他要求刑部及各地方官对于全国的在押囚犯进行一次大清理；此外，还作了一些礼制方面的改革等，均属无关痛痒。
可面对着中原残破的危局，朝中大臣们却手足失措，毫无对策。复任首辅之职的周延儒把大批的东林志士引入朝中，崇祯皇帝本来对这些号称忠贞，把过去的执政者批得体无完肤的“忠臣义士们”抱着很大的希望。
但重新得势的东林党人在应付国家大难的时候，却同他们的对立面没有什么两样。同样是不思进取，同样是消极推诿，同样是不知所措。开封形势吃紧，许多河南藉的官员敦促内阁快想办法调兵解围。周延儒却说：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放弃开封了。
大臣们对这种回答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开封又不是边疆城镇，放弃了也只是缩小一点疆土，放弃开封也就意味着放弃河南，放弃中原，允许一个反叛的国中之国存在。再发展下去，又会意味着什么呢？
这年六月，大学士贺逢圣乞请退休养病，得到批准。在临行前崇祯皇帝最后一次召见了他，并且破格赐宴。在召见的时候，贺逢圣似乎是预感到这就是最后的绝别，突然间放声大哭不止，也不说话，只是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达数十次，哭声震撼殿宇。
崇祯皇帝和其他大臣们都被他哭得莫名其妙，同时不知为什么也被感染得悲从中来，不由得也跟着抹起眼泪，最后终于发展成一曲君臣集体恸哭的大合唱，场面蔚为壮观。哭够了才想起，竟然不知道为的是什么？
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悬在他们头顶上的亡国阴影。因此，崇祯皇帝再次加了吴世恭的将军号为“荡寇”，以此来加紧笼络吴世恭。
接着，他又把余子琏升为南京兵部尚书，允其在民间募饷募兵。而余子琏这个万年替补也是真够胸闷的。
此外，中原的李、罗联军已经把开封城团团围住，而辽东的满清依然在虎视眈眈。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明王朝开始了最后的挣扎。
（第七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