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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九年八月底，黄冈县县衙衙门口。唐六把一个装有银子的小包裹塞到一位文人打扮的中年人手中，接着拱手道：“多谢先生了。”
那中年文士颠了颠小包裹的分量，淡淡地答道：“无妨！不过唐先生也别到黄冈来了。”
唐六紧咬住牙，努力地咽下心中的火气，答道：“小人这就带人离开。”
说完以后，唐六招呼着带来的几十位随从，把县衙内扔出来的俩位遍体鳞伤的人搬上大车，接着就向县城外走去。
这次唐六外出为汝宁军的水师寻找码头，凭着唐六在漕帮的关系，在洪泽湖那里倒挺顺利。可是来到了黄冈县，却立刻被当地的劣绅摆了一道。
具体的被诈过程也就不多说了。简单的说：也就是唐六看中了一块可以建造码头的地皮，拥有这地皮的士绅立刻抬价。
唐六忍气吞声地高价购买了下来，却被那士绅暗地里动员当地人搞破坏。唐六再花银子摆平当地人，而见到唐六人傻钱多，那士绅立刻就勾结官府，连地带银子都抢了过去。
气不过的唐六当然要理论，却被那知县抓了唐六的两个随从，饱揍一顿后扔进大牢。要不是唐六身上有着汝宁军给的官身，说不定唐六也会被抓到牢中去。
于是唐六立刻发信向吴世恭求援，没想到回信却是：不管这官司，尽快地救出人，赶回汝宁府。
吴世恭当然不会向唐六说明：汝宁军将要在襄阳展开和农民军的大战了，所以附近的汝宁军人员将会全部撤离。
所以离开黄冈县的唐六是相当郁闷，他愤愤地想道：“这场子我一定要找回来的！”
不提唐六的郁闷，现在在北京城的首辅温体仁也是相当的郁闷。
温体仁这个人。其实与崇祯皇帝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一样的洁身自好；一样的刚愎自用；一样的刻薄残忍；一样的好用聪明；还一样的醉心权势。或许正是这种性格上的契合，才是他们君臣遇合的真正基础。
但是随着境内外战局越来越糜烂，朝野之士甚至普通百姓对朝廷也越来越不满。尤其的满清的两次肆虐北京城郊，让京城内的勋贵和百姓损失了大量的财产，这使得京城官民对朝廷的不满急剧地高涨了起来。
当然，那些朝野之士不敢把矛头对准崇祯皇帝，所以他们就把仇恨集中到了首辅温体仁的身上。
在崇祯七年的会试中，温体仁任主考官，有个参试的举子名叫漆园的，竟敢在考卷中借题发挥。暗剌温体仁不恭不敬。批卷的房考官文震孟见到这样的文章大喜，批语：“伸眉抗手，想见其人。”
温体仁明知是在骂自己，还是沉住气选取了漆园。只是在考试之后才在内阁中抱怨说：“外人说我们要进考场收几个门生。我们今天的地位，也靠不着门生了。何况考场里就有人骂我。”
同僚们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他那篇八股末尾专讲不恭之臣如何。不敬之臣如何。岂不是骂人？只是本房批了‘伸眉抗手，想见其人’，哪里敢不取他？哪里敢不取他？”
由此看来，这时候的温体仁已经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头为崇祯皇帝身负罪名的替罪羔羊了，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已经众叛亲离。
之后京城里的士子根据时政编了一付对联，因为礼部尚书黄士俊是丁未科状元。左右侍郎孔贞运、陈子壮分别中过榜眼和探花，一部三位主官恰巧是三鼎甲，传为美谈，所以上联是“礼部重开天榜。状元、榜眼、探花，有些惶恐（黄、孔）”，虽略带谑虐，不失好意。
可下联却很不堪入目，用的是几位阁臣乡籍的协音，温体仁乌程籍、归安人，王应熊巴县人，吴宗达为人圆滑无争，被称为篾片，因此说“内阁翻成妓馆，乌龟（归）、王八（巴）、篾片，总是遭瘟（温）”。
因为解气，这副把内阁称作妓院的对子在京城内外广为流传，阁臣们听到了也只能苦笑置之。应该说：编出这种对联的士子，放在现在绝对是编写微博、短消息的高手。至于会不会转发五百次？那就要看他的运气了。
如果只是动动口，温体仁倒也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可就在这时，却有人动手了。
被重处的原滋阳知县成德的母亲，在崇祯九年连日在长安街上等着温体仁的轿子过来，见到了就用砖头石块乱投，并且破口大骂，而且骂得很难听。
要知道，原滋阳知县成德虽然失城有责，但其上任的时间太短，连崇祯帝都以为有些无辜，温体仁却绝口不提缓刑二字，成德终被处决。
可当崇祯皇帝知道了这件事，他特意为温体仁加派了五十个卫兵，却也不愿意同一个撒泼的老太太大动干戈。这使得吴世恭简直是脸面扫地。
温体仁当然也知道这种恶劣的局面，为了保住首辅的位置，他悍然决定立威了。而这一次他的目标就是东林党的党魁之一的钱益谦。温体仁决心真的杀一头大老虎给群臣们看看。
可是温体仁却不知道，在不知不觉中，有一位大臣却悄然替代了温体仁在崇祯皇帝心目中的地位，那就是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出生于书香门第。杨嗣昌及其父亲杨鹤均以督兵著世。
杨嗣昌是原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儿子，杨鹤为招抚农民起义失败被逮治，他正任山海关兵备道，接连上疏请求代父受罚，崇祯帝因此免除杨鹤的死罪，遣戍边卫充军。
所以从这一点上说，崇祯皇帝对于杨嗣昌是有私恩的，杨嗣昌也为此颇为感激涕零，对崇祯皇帝忠心耿耿。杨嗣昌博学强记，又多年身历戎马，在军事战略方面很有一套自己的见解，而且文才口才俱佳，善于表达，因此在多次疏论平定之策和召对陈词的时候很为崇祯皇帝赏识。最关键的是，崇祯皇帝认为杨嗣昌就是位忠臣孝子。
崇祯五年夏，杨嗣昌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永平山海巡抚，担当防御清军的重任；七年秋，又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宣大总督。但第二年他的父亲死于戍所，不久继母也在家去世，他按惯例离职回乡守制，照理应该三年期满之后才能再由朝廷酌情授职。但在国家急需人才的情况下，崇祯皇帝最后还是决定夺情，由杨嗣昌来接替兵部尚书。
应该可以说，杨嗣昌是位很有能力的人，在军事上也有独特的见解，根本不象某些演义中描写的一样，是位志大才疏之人。
但是杨嗣昌的性格中有着两大缺陷：一是妒贤嫉能，想要独掌大权；另一个是委过于人，不能够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所以在明末的乱局中，他的表现注定就是一场悲剧。
因为清军接二连三地进入内地，如入无人之境，给了崇祯皇帝很大的刺激，也更激发了他对于干练的军事人才的渴求。在这以前，他曾经亲自破格提拔过王洽和梁廷栋任兵部尚书，但都不能满意，又为了清军兵临城下，一个被处死，一个自杀。
而在这时候，兵部尚书和宣大总督这两个重要的职位出现空缺，他希望能任用真正有才略、有胆识，能够帮助他挽救颓局的人。
经过仔细的斟酌，崇祯皇帝最后决定调正在围剿农民军前线上的总理五省军务卢象升任宣大总督，起用正在家中守丧的原任宣大总督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而在崇祯帝九年的统治中，这一次人事安排大概是最为精心也最为妥当的。卢象升年轻刚毅，治军有方，在多年同农民军的周旋中显示出超出寻常的才干，被公认为是最有军事才能的朝臣之一。
更由于高迎祥被俘后农民起义的形势稍稍缓和，崇祯帝把卢象升调到北方重镇，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务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就近对他进行进一步考查，以备将来主持兵部的人选。
至于起用杨嗣昌，则很超出普通朝臣的意外。因为明朝历来标榜以孝治天下，在一般情况下总要尽量避免出现夺情的事，偶一有之，大多会引起朝士的非议。但崇祯皇帝明知道在朝臣们齐唱理学高调的形势下，这个决定可能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却还是毅然下了决心。
对卢象升和杨嗣昌的任命似乎表明，崇祯皇帝统治到了现在，他更痛切地感觉到使用有真才实学的实干之才的重要性。温体仁一流使用起来虽然得心应手，感情上也容易交流，但要靠他们来摆脱危机却是有些靠不住的。
大概正是这样的想法使得他对温体仁的宠眷突然降温，尽管在感情上他还是很喜欢这位同自己灵犀相通的老臣，但已经没有过去那样的热情去为他维护首辅的位置了。
不过现在说这一切还为时过早，杨嗣昌的表现怎么样也要在温体仁下台以后。
而对于现在的汝宁军，他们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农民军齐聚的襄阳了。(未完待续……)